第七届英国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2022

剑桥大学艺术史教授J·M·马兴：一名收藏家的艺术天分养成

编者按

想要培养和提高一个人的艺术修养和境界，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要让他通过对艺术美的理解和认识，体会到艺术美给人带来的享受，懂得欣赏艺术并积极创作艺术。

俄罗斯音乐家卡巴列夫斯基说过：“激发孩子对音乐的兴趣，是把音乐美的魅力传递给他们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想要培养一个人的艺术才能，首先得让他爱上这门艺术。

今天，我们将给大家带来第七届英国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的第三期活动——「名家有约—艾麦克法兰对话让·米歇尔·马兴」。

让·米歇尔·马兴（Jean Michel Massing）原籍法国，是剑桥大学艺术史教授、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获得者，也是著名收藏家。他的收藏，包括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古代与当代艺术品，其中也包括了丰富的中国艺术品。在今天的活动中，我们将与大家分享他的“艺术天分养成史”。这期访谈，对于青年艺术家、教育家，还有少年儿童的家长们特别有借鉴意义。

马兴教授自幼便对绘画、考古颇有兴趣，对一切未知的事物和领域都充满了无限的探索欲。加上他的父母酷爱收藏古董和古书，时不时还会带着他满世界旅行，让他早早就对艺术充满了向往。

马兴教授曾多次参加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并发表学术讲座。在本届徐志摩诗歌艺术节上，我们将与大家分享诗歌艺术节主席、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艾伦·麦克法兰教授，与他进行的对话。这次对话，深入探讨了他作为一名收藏家的成长经历，以及从事艺术领域研究的工作和生活日常。

「名家有约——麦克法兰对话让·米歇尔·马兴（Jean Michel Massing）」将分两期呈现给大家。在上期访谈中，我们将随马兴教授一同回顾他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听他聊聊他浓厚的艺术兴趣和对新鲜事物的求知热忱，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在此，我们特别感谢“剑桥大学大师访谈录计划”，授权我们使用访谈的影像资料和文字资料。1982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杰克·古迪爵士Jack Goody（1919- 2015）开始进行记录人类学家的口述历史。他的同事，人类学家、英国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协同其工作团队延续杰克·古迪爵士所开创的传统，在过去30余年中访谈了数百位世界级大师，被访谈者的研究领域也从人类学扩展到其他各个学科，包括10余位诺贝尔奖得主。

本项目中的被访谈者不仅包括剑桥大学的学者，也包括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东京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者，他们的专业领域包含人类学、科学、工程、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其中的访谈内容，包括了学者们的个人生活、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工作经历，以及他们获得成就所基于的契机与努力，强调以个人历史展现丰富的时代历史的画卷。

第七届英国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 第02期名家有约

访谈嘉宾让·米歇尔·马兴Jean Michel Massing

剑桥大学艺术史教授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

剑桥大学菲兹威廉博物馆理事

剑桥大学凯特尔庭院美术馆理事

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获得者

著名收藏家

{ 骨子里的法式浪漫 }

麦克法兰：请问您是哪一年、在哪儿出生的呢？ 

马兴：我1948年11月12日出生于法国洛林大区（Lorraine）的萨尔格米讷（Sarreguemines）。后来洛林大区合并成为了今天的阿尔萨斯-洛林大区（Alsace Lorraine）。虽然洛林在法国境内，但是那儿的居民主要说德语，这一点对我后来成为历史学家还挺有用的。之后我上了一所很好的公立中学，学校大概有1200名学生，大家来自22个民族，我们都为此感到自豪。

麦克法兰：关于您的祖先 ，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马兴：有一种听起来有点荒谬的说法，说我们的祖先是罗马的马克西姆斯（Maximus）。主要因为萨尔格米讷附近，马兴家族起源的村庄里，有栋很大的罗马式别墅。语言学上讲似乎还有点说得通，不过事实上这显然不太可能。

历史上1618年至1648年间发生的三十年战争将马兴家族分裂，战争前和战争后的马兴家族有什么联系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祖辈中一部分人就是来自马兴家族，而另一部分人则来自世界各地。有位祖先来自俄罗斯阿尔泰山脉，后来跟着拿破仑部队一起过来的。还有位祖先来自波西米亚地区。

我们家族祖先中，有一部分人主要从事玻璃、水晶、陶瓷制品生产。大家可能都知道，萨尔格米讷是19世纪欧洲最大的陶瓷制品生产地，生产规模相当于著名品牌明顿（Minton）和韦奇伍德（Wedgwood）加起来那么大，是德国技术与法国品味完美结合的产物。我觉得萨尔格米讷的瓷器绝对不比韦奇伍德差。

麦克法兰：您的祖辈都从事什么职业呢？

马兴：我父母两边里，有一边是小农，另一边是手工艺人，据说掌握着生产红水晶的秘诀。后来我祖父转行去卖瓷器，也因此开启了另外一段故事，他当时做得很成功。我父母后来去上了大学。

麦克法兰：跟我们聊聊您的父母吧。

马兴：我父亲是律师，后来从政了。母亲在法国公立中学教书。他们都是特别有意思的人。父亲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去到中国。我父母都很喜欢旅游。我十二岁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去过伊斯坦布尔。对于爱上传统文化的我来说，在泰国何孟部落（Meos）和拉普斯部落（Lapps）成为旅游胜地前就有机会一睹它们真容的经历，真是太棒了。那段时期要申请许可才能出国旅游，不过我很幸运能有机会出去旅游。当时法国人无论去到哪里都还挺受欢迎。

麦克法兰：您广泛的兴趣和见识是否源于这些旅游经历呢？

马兴：没错。我对艺术的兴趣也是在那段时间培养起来的。当时我们住在一栋大房子里，但1870年、1914年、1939年经历战争，家里每次都遭到洗劫。我还有个叔叔是收藏家，1950年就去世了，我其实从没见过他。

我们家有很多家具和绘画作品，多数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在洛林生产的。我们家还有个图书收藏室，里面有十六世纪以来的书和地图册。我最喜欢的一套书叫《拉鲁斯百科全书》（Le Grand Larousse），一套有很多本。从这套书中我学到了很多，对里面提到的东西也特别感兴趣。这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对未知事物的兴趣，而那些大家都去研究的东西倒让我觉得有些无趣。我比较喜欢接触相对未知的文化历史，也就是那些大家都还没注意到的部分。这也主要是源于那段时期培养出的好奇心。

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有机会沉浸在横跨几个世纪的成千上万本书中，真是非常难得的经历，当时我父母还在不停地买书。我的母亲敬仰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很爱读他的书。我们家并不信教，我到现在都没研究过德日进是否信上帝，不过当时家里就已经有这种读书的氛围了。父母送我的礼物中有一样我特别难忘：帮我在当地书店和古董店开了账户。

麦克法兰：您是从那时候开始收藏的，对吗？

马兴：我很小就开始收藏了，还记得收藏的第一套芝士盒子被扔掉以后，哭得特别伤心。不过现在想想，那芝士盒子放久了得有多臭啊。

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套收藏品是在洛林梅茨市的（Metz）跳蚤市场买的。那时候跟着父亲去开会（好像是跟戴高乐开会），我花了大概10英镑买下了1400年左右制作的圣母玛利亚头部雕塑。

麦克法兰：您的父母有什么特点呢？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马兴：无论我做什么，父母都非常支持。我逃学母亲还会帮我掩护。他们更看重的是文化和教育。除了小时候说的几种语言外，我还跟着一位俄国革命时期逃难到我们镇上的公主学俄语。我父母觉得这样挺好，正好还有理由资助她一些钱，不过我六岁的时候她就去世了。

后来我还学了好几种其他语言，这对于解构物质文化非常重要。就像我对十七世纪的刚果文化进行解构一样，其他人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如果仔细了解葡萄牙宗教裁判所（Portuguese Inquisition）等机构的起源，这种解构就是可以做到的。

刚果在十五世纪建立了依附于罗马的基督教王国，所以当地人说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后来又归属于葡萄牙，而葡萄牙曾有段时间被西班牙吞并。这片地域一部分成为安哥拉，另一部分成为扎伊尔，当地人说法语和佛兰芒语。历史上第一批来到此地的人类学家，是来自德国、英国、瑞典的传教士。比如说卡尔·拉曼（Karl Laman），他的手稿笔记整理成了一套九本的书籍出版。为了了解这段历史，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些刚果文化。

所以，要说给孩子教授什么知识是最好的呢？我觉得是语言。

{ 对多元文化和历史的沉迷 }

麦克法兰：谈谈您读的第一所学校吧。

马兴：我上的第一所学校是当地的学校，在那儿我最好的朋友们是吉普赛人，我经常跟他们一起抓刺猬，然后用黏土裹起来烧着吃。我跟大家都能成为朋友。从六岁到大概十七岁毕业，我一直在萨尔格米讷公立学校上学。小学和初中都在同一栋教学楼里，可见我们学校有多大。

麦克法兰：十二、十三岁那会儿您有些什么爱好呢？

马兴：我十二岁的时候主要有两个兴趣，画画是其中一个。那时我认识一位表现主义画家，他跟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很熟。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去见柯克西卡，不过那时候我还小，不太记得清楚。

另一个兴趣是考古，我很小就开始挖掘古物。第一次是在六岁的时候跟弟弟一起挖，后来被阻止了。我们在父母的藏书室里发现了一本埃米尔·胡贝尔（Émile Huber）的书，后来就骑自行车去挖掘地开工了。不过挖着挖着有人报警了，我们就被警察拦住了。

十二岁那年，我跟小伙伴让·肖布（Jean Schaub）一起非常认真地挖掘古物，后来我还合编了一本文集来纪念他。上史特拉斯堡大学以后，我经常在周末回来跟他一起玩。

我的第二个考古项目是跟欧洲考古公园（Parc Archéologique Européen Bliesbruck-Reinheim）一起合作，还邀请了很多考古学家一起参与。项目位于法德边境地区，在德国赖恩海姆（Reinheim）发现了凯尔特公主的陵墓和迄今为止最大的黄金项圈。我们建立了Bliesbruck网站，现在网址还留着，出版了八卷关于这次考古挖掘的书，我参与编辑了其中一卷，里面有几篇文章也是我写的。我也挺喜欢绘画、考古这些爱好的。

麦克法兰：那时候您喜欢音乐吗？

马兴：我其实从没有正式学习演奏乐器，那时候忙于学习拉丁语、希腊语等。不过在听音乐方面我还是得到一定熏陶的。萨尔格米讷离德国萨尔布吕肯市（Saarbrücken）很近，我读的公立学校有车接送去那里欣赏歌剧、音乐会、芭蕾舞表演等活动。

我父母还曾带我去奥地利萨尔斯堡（Salzburg）参加莫扎特音乐节，去德国拜罗伊特（ Bayreuth）参加瓦格纳歌剧节。我们去了那不说德语，只说法语。那时候是1958年，环境还是挺不自由、挺压抑的。

麦克法兰：您最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呢？

马兴：我最近一次去听的流行音乐会是吉米·亨德里克斯（ Jimi Hendrix）的，这足以说明我不怎么听音乐会。古典音乐我也没什么时间欣赏，因为每天晚上我都在工作。我希望退休以后可以在音乐这方面有些弥补，到时候我计划去普罗旺斯待上几个月，那儿离阿维尼翁（Avignon）不远，很多音乐节都在那举办。

我对音乐不怎么挑。我喜欢听歌剧，1974年到1977年在伦敦沃伯格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那段时间，只要有机会我们都会去听歌剧。还有次很难忘的是去伊斯兰音乐节接触到特别棒的阿拉伯音乐，直到现在我都非常喜欢东方音乐、苏菲派音乐等。

音乐和艺术的特点就是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去欣赏，体会到的感受却同样强烈。跟常见的美国电影比起来，我更喜欢偏怪诞的电影，不过在剑桥很难有机会看到我喜欢的电影。

麦克法兰：体育运动方面呢？

马兴：体育方面，我滑雪滑得很好，不过20岁的时候膝盖出了点问题就没继续滑了。我几乎没参加过什么竞技运动，小时候偶尔打打网球。那时候学校里连个真正的运动场都没有，只有个形状不规整的院子，每边装了两个篮框，我从没见人在那打篮球。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个来自乡村的孩子，所以我很会抓刺猬、钓鱼、打猎。

麦克法兰：您是天主教徒吗？

马兴：理论上来说我们家算是罗马天主教徒，但实际上我没有太多宗教背景。我祖母村里到处都是圣徒，我都认识他们。文化教育方面，我接受过宗教教育，我母亲敬仰德日进，不过这可能算不上宗教信仰。

麦克法兰：精神体系方面的宗教呢？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自己想要成为哪个教的信徒？

马兴：小时候我觉得自己并不信教，不过我对宗教很感兴趣也会去研究宗教。我对多元文化都很感兴趣，比其他人去的教堂、印度寺庙、清真寺都多。每次去到这些地方我都会心怀敬意，同时作为一位学者也会更深入去研究解构。

比如在研究中世纪视觉文化时，首先得了解当时的人们是怎样一种感受。在读这种宗教书籍的时候的确会产生同情心、去注意这种文化，但很难真正做到感同身受。有天主教教育背景基础的话，即使本身不信天主教，也能真切体会到那种烈火焚身的感觉。在我看来，人死后，不会留下任何东西，我们靠精神力量活着，而精神就是死后留下的最好作品。

麦克法兰：您在学校最喜欢哪些课程呢？

马兴：那会儿我要学习的课程很多，每天上课时间是上午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每周四除了高年级的要上4小时课外，其他人都没课。低年级学生周六上午和下午也都有课。我们学业任务挺重的，要学拉丁语、希腊语，还有数学、物理。

我毕业考试（法国及其他一些国家会对十八岁学生进行考试）选的是哲学和地理。有些课程让我觉得很有兴趣，比如博物学让我了解到青蛙即使没有了大脑还能动、还会有条件反射反应动作，这些会引起我的思考。还有历史，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历史，尤其是口述史。我们家的藏书室有很多关于洛林的书，我都非常喜欢看，还会自己亲自去书中描述的地方去看看。有时候去的时候可能为时已晚，不过也不会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我去过赫拉佩尔（Herapel）附近一个很大的罗马式喷泉，据说有生育问题的女性会在那放些蟾蜍雕塑。不过我自己去看的时候什么都没找到。我觉得这些都特别有意思，感觉能从书中发现很多乐趣。

麦克法兰：有没有哪位老师对您影响特别大？

马兴：前面提到的那位画家要比学校老师对我影响大。我一有时间就去他的画室画画，他还有很多艺术类的书籍，读这些书让我对艺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所以我非常着迷。那个时代不像现在随处有书可以看，可以说那位画家的书弥补了我家藏书室缺少的一些书目。比如说我家有毕加索的书，但没有毕加索之前时代的书。

{ 永远保持对新知、未知事物的追求 }

麦克法兰：上了大学以后呢？

马兴：大学时期真是充满了乐趣。我有时不太想待在教室就会逃课。某门课程学分拿够以后的后面几个星期我就不去上课了。我会从马赛搭船去到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或者突尼斯，然后去到我非常喜欢的撒哈拉。当然了，我得找理由说服父母和兄弟姐妹同意我去才行。

我去过塔西里看霍加尔山脉的岩画，还去过利比里亚费赞等地方。那时候很容易就可以搭到便车，因为还没多少人这么做。当时很容易就可以蹭到车去突尼斯，跳上火车一路南下到达利比亚边境。那时候还是卡扎菲之前的伊德里斯时代，利比亚的交通体系由突尼斯掌管。

我还去了乍得，坐着卡车行驶在茫茫沙漠里的感觉太棒了。晚上车会停下来，给我们提供水，还能吃到蒸粗麦粉。我还跟图阿雷格部落的人相处了一段时间，那段经历真是难忘。

麦克法兰：您上的是哪所大学？

马兴：我读的是法国史特拉斯堡大学（Strasbourg University），可以说在那儿我得到了所有梦寐以求的东西。

我主修考古学和艺术史，但学校非常开放包容，允许我们学其他任何东西。有人教拜占庭艺术，有人对阿富汗、埃及古物学感兴趣，这些我都去学了。我会希腊语，当时在学习圣安东尼教父文本，所以我做了希腊语的教父文本研究。

我还很喜欢去听有关宗教历史的研讨会，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听维玛塞任（Vermaseren）谈古罗马的密特拉教派。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东西方的碰撞，一个东方的教派如何传到洛林，答案很显然是由罗马人传过来的，但那个时候这些都让我觉得很新鲜。

还记得法赫德（Fahd）教了一门关于阿拉伯占卜的课，我很喜欢用学术的方式去研究神秘事物。我到沃尔堡（Warburg）初期写的文章中有一篇是关于占星术的，主要关于彗星。我很喜欢学习新的语言，有的语言课安排在晚上。所以现在我可以读懂很多种语言的书。

我特别喜欢大学的那段时光，在史特拉斯堡大学待了三年，后来读专业硕士，研究的是《圣安东尼的诱惑》（the temptations of St Anthony）这部作品。这是格鲁尼沃尔德（Grunewald）创作的祭坛屏风画作，是世界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现存于法国最受欢迎的一个博物馆中。

我读过潘诺夫斯基（Panofsky）关于艺术作品的三个层级的理解。以现在的眼光看可能会觉得有点幼稚，但在那个时代还没人进行过研究，所以这对于艺术历史的发展意义重大。最主要就是搞懂第三层理解。第一层是对画作中的事物进行分析识别，第二层是研究主题和图像含义，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思考时代的观点。

对于这幅画作来说，第一层是识别构图中的不同事物；第二层是看到恶魔在袭击圣安东尼；第三层则比较隐蔽，揭示的是圣人正在努力治愈病痛，也就是他身上的火焰。在我看来，恶魔不仅想杀害圣安东尼，还想夺走他的优秀品质，这些恶魔带来了圣人努力抵御的疾病。

因此，我研究出了如何在医院体系下解释这幅画作。当时还没有多少人从图腾含义的角度去看这幅画，如今这些含义则显而易见多了。一幅画作表面主题其实并不是它真正要揭示的含义，在那个时代是很少能发现这样的作品的，所以我对此非常着迷。

麦克法兰：这是您的博士论文吗？

马兴：不是的，那时候我还在读硕士。那篇研究挺有价值的，我记得有三卷。那时候我还很喜欢读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的一部作品，还有理查德·福斯特（Richard Forster）的作品，他对以希腊寓言故事为主题的画作《阿佩利斯的诽谤》（the Calumny of Apelles）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一系列作品。画作以人形来表达抽象含义，画中无知、怀疑、诽谤化作人形，拖拽着阿佩利斯的天真，蒙骗和谎言推挤着诽谤，最后一端是真相出现后的悔改，因此整幅画也寓意着公平公正。我特别喜欢这篇文章，既体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传统特色，又有希腊和拉丁文本以及当地民间特色。

我开始着迷于研究如何将图像含义转化为文字，以及研究两者之间的差异等等。的确，拟人化是赋予某一形象以抽象含义的重要手段。那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从未研究过的领域，然后在史特拉斯堡大学读博期间进行研究写成论文。在瓦尔堡期间我也一直在研究，还发现了很多这方面的论述。

进行研究之前，我会到处搜集相关材料，搞明白用了哪些转化手段，图形是如何脱离文本传递出新含义的。这些都让我很感兴趣，还专门写了很厚一本书，也足以说明还有很多作品含义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洛伦佐·利昂布鲁诺（Lorenzo Leonbruno）的画作《命运寓言》（Allegory of Fortune）里有大量拟人化的表达。

那么里面的人物具体是谁呢？经过大量研究工作，我发现这主要源于艾伯蒂（Alberti）创作的经典文本中的一段对话，他将故事译为拉丁文。故事中，道德天使（Virtue）向朱庇特抱怨命运的不幸，但即使是最伟大的朱庇特神也没法与命运作对，所以他回复说自己忙着给蝴蝶画翅膀没办法帮上忙。这个寓言就是源于那个故事文本，能发现一些主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作品的确是很棒的一件事。我发现了几部，伊拉莎白·麦格拉斯（Elizabeth McGrath）等人则发现了更多。

不过现如今，多数作品主题都已明确，我们获取材料也比以前容易得多，而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出一些不同寻常的新观点。我经常去各大图书馆，我来英格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了瓦尔堡研究所的图书馆。我还经常不远万里去弄懂需要弄明白的东西，不过我还是学生那会几乎很难找到一本彩印的书。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见证整个行业的发展。还记得我刚来瓦尔堡的时候，有一项是占星术研究，我找到了一本伊斯兰手稿图解，而如今我们有专门研究这领域的期刊。

可以说我当学生那会见证了行业的开端，直到现在我还挺感兴趣的，虽然不再是系统地进行研究，但也还会经常读些占星术方面的期刊文章。看到这个行业如此迅速地发展，我感到特别兴奋。我是1974年至1977年作为欧洲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在瓦尔堡工作的。每个欧洲国家会有其他国家派来的两名委员，我很幸运是其中之一，那时候还有位来自丹麦的委员在瓦尔堡。我跟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很熟，还有D.P.沃克（D.P. Walker）和冈布里奇（Gombrich）。其中，我跟冈布里奇关系最好。

麦克法兰：我特别崇拜他们。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

马兴：我跟冈布里奇很熟。他这人特别厉害，是古典传统主义派，任何你想要的引言他都能信手拈来，他的辩论能力也非常强，可以指出某个哲学家对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理解上的错误在哪里。不过，他的主要兴趣是音乐，这点挺让人想不到的。他拉大提琴，妻子是专业音乐家。

冈布里奇最突出的成就就是结合艺术历史与实验心理学来解释为何不同时代的不同人却有着相同的工作方式。冈布里奇之后也有很多人尝试提出些更新的观点，但在我看来他在解释创新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我很敬佩他，他是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那时候我就对他十分敬畏了。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