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英国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2022

我在剑桥大学研究艺术史45年：第七届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 第7期

编者按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第七届英国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活动的第七期推送——「名家有约—艾麦克法兰对话让·米歇尔·马兴（下）」。

作为当今世界数一数二的世界顶尖学府，剑桥大学一直都是每个学术研究者心中向往的圣地。成立800多年以来，剑桥大学培育出了牛顿、达尔文、霍金等一批引领时代的科学巨匠，造就了培根、凯恩斯等贡献突出的文史学者，培养了弥尔顿、拜伦等开创纪元的艺术大师，走出了8位英国首相。截至2017年，共有9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第二）、10位菲尔兹奖得主（世界第六）、4位图灵奖得主（世界第九）曾在此学习或工作。

剑桥大学能成为“科学家的摇篮”，离不开其核心价值观——“思想与表达的自由”（Freedom of thought and expression）。足够自由的科研环境。让所有科研人员拥有大量的钻研时间和广阔的思想空间，根据他们个人的兴趣展开各式各样的研究。

剑桥大学艺术史教授、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获得者、著名收藏家让·米歇尔·马兴（Jean Michel Massing），自上个世纪70年代，这位青年学者进入剑桥大学担任助理讲师起，他便十分钟情于学院的研究中心，如今已经在剑桥大学工作45年。本身就爱另辟蹊径的性子加之激发探索欲的学术氛围，以及来自世界不同背景的优秀学生，更是让他充满了进行深度学术研究的激情和强烈的教学热忱。

包括马兴教授和麦克法兰教授在内的老一辈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学者，很多人都拥有非常广博的、不限专业门槛的知识积累。早年英国的高校科研人员，也没有当今这么大的工作压力。他们往往有着丰沛的科研资源，可以从长远计，从事自己钟爱的研究。在他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幅剑桥大学学者们日常研究的生动画面。

在上一期的访谈中，我们与大家分享了他的👉艺术天分养成史👈（点击红字查看），深入探讨了他作为一名收藏家的成长经历，通过回顾他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了解了他对艺术的热爱和感知是如何培养出来的，给青年艺术家、教育家少年儿和童的家长们带来了借鉴意义。

在本期的第七届英国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活动——「名家有约—艾麦克法兰对话让·米歇尔·马兴（下）」中，我们将带大家走进这位艺术史教授的学习和工作生活，感受剑桥大学这所世界顶尖学府对他科研探索精神的培育。在这次的访谈里，马兴教授也谈及了当今剑桥大学在近期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那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这所古老大学的优良传统，但这些问题是当今很多高校所共同面对的。

在此，我们特别感谢“剑桥大学大师访谈录计划”，授权我们使用访谈的影像资料和文字资料。1982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杰克·古迪爵士Jack Goody（1919- 2015）开始进行记录人类学家的口述历史。他的同事，人类学家、英国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协同其工作团队延续杰克·古迪爵士所开创的传统，在过去30余年中访谈了数百位世界级大师，被访谈者的研究领域也从人类学扩展到其他各个学科，包括10余位诺贝尔奖得主。

本项目中的被访谈者不仅包括剑桥大学的学者，也包括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东京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者，他们的专业领域包含人类学、科学、工程、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其中的访谈内容，包括了学者们的个人生活、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工作经历，以及他们获得成就所基于的契机与努力，强调以个人历史展现丰富的时代历史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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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 英国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

第07期 名家有约 访谈嘉宾  让·米歇尔·马兴

Jean Michel Massing

剑桥大学艺术史教授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

剑桥大学菲兹威廉博物馆理事

剑桥大学凯特尔庭院美术馆理事

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获得者

著名收藏家

{ 学习氛围滋生教学热忱 }

麦克法兰：您是1977年来到国王学院的对吗？

马兴：是的，刚来的时候还是助理讲师，当时只有获得终身职位才能成为研究员，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小众领域。不过我在学院里还担任教务长（Director of Studies）一职，在我之前是维吉尼亚·斯贝特（Virginia Spate），她同时还是纽霍学院（New Hall）的研究员，后来她成为了悉尼大学的教授。1982年，我正式成为研究员，我的任命委员会主席是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不过那个时候我在剑桥谁都不认识，那时的剑桥与现在完全不同。

麦克法兰：这些年来，您在剑桥比较亲密的朋友有哪些？

马兴：我的学生们对我影响最大，不过我还是很爱国王学院的。还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对学院的一切都还不熟悉，不太习惯这些这么大的大厅，感觉其他人都互相认识、都在盯着我看一样。不过我很快就调整过来，我最好的朋友是尼克·布洛克（Nick Bullock），当时我们都在建筑与艺术史系，不过我跟其他同事也都有过深入的交流。

与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讨论学术时会感觉既享受又害怕，他气场很强，跟他交流时用词得非常谨慎，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还有马丁·里斯（Martin Rees），他可以简洁明了地说清楚他们科学家在研究宇宙的什么东西，而我们研究艺术人文的长篇大论都不一定能说得清楚我们研究的究竟是什么。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麦克法兰：您之前接触过相似的大学体系吗？

马兴：没有，之前都没接触过类似的。这里主要是激发人去探索，而不是被动地接收信息。在这里可以认识不同的人，随时可以找到跟你一起做项目的伙伴。比如，有人在研究DNA项目，而研究艺术历史的也可以跟他找到共同合作点。我认为这才是大学应该有的样子。

我刚来的时候，学院的研究中心让我兴奋不已。当时我们正试着在寻找复杂点的主题，比如说无秩序数学，那时我还有投票权，不过我都不确定那种主题是否确实存在。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做研究就要敢于承担风险，失败就失败，不过一旦成功，就能取得巨大突破。

现在的剑桥也应该像当时一样，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研究未来才用得上的题目的话不会马上产生影响，很可能要等到很久以后才能得到肯定。所以研究当前热门话题会更容易找到工作。

剑桥大学的学院体系，让不同专业的学生、学者和老师们聚集在一起，这就好像过去修道院里僧侣们共同居住和修行的一种体制。在法国有高等商学院（Grandes Écoles）、科学研究院（C.N.R.S）、法兰西学院等，也有修道院教育体系的社区院校。从我住的地方骑自行车7分钟就可以到社区学校，这是学校的一大优势。我充分利用午餐时间与老师学生交流，探讨诸如最近登陆彗星之类的重要话题。

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乔托《耶稣诞生》中博士星的文章。当时《自然》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说那是哈雷彗星。我想证明自己的观点，于是用德语写了一篇文章说那个时代哈雷彗星都还没出现，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有人确实看到了它。我查了中世纪时期关于彗星的表述，发现有一颗叫迈尔斯（Miles）的彗星在颜色和形状上都非常符合，呈红色和金色偏黄色。这代表着伟大时代的结束，开启了新的更伟大的时代，正如耶稣的诞生带来了《旧约全书》到《新约全书》的转变。

后来我发现，赛科·达斯科利（Cecco d’Ascoli）也谈到了迈尔斯彗星与耶稣诞生的关系，所以说博士星并不是哈雷彗星。不过我不该用德语发表那篇文章，导致后来都没多少人读。语言确实是个问题，现在剑桥的学生都没多少是学过几门外语的了，他们以后该怎么办呢？想想看现在有多少中国学生学英语，对比之下又有多少英国人学了中文？

麦克法兰：所有教学您都喜欢吗？

马兴：即使我们系的教职员工数量是全校最少的，我也非常喜欢教学。我当系主任那会儿，老师和学生的比例是1:25，即使这样我也从没放弃过教学。我做讲座、举办研讨会，当系主任的时候每星期还指导18名本科生。我觉得教学非常重要，如今我们系壮大起来，分成了教学一部和二部，也吸引了最优秀的学生。有很多学生选择继续学习艺术史，我指导的是研究型硕士和博士。今年年初我有11位博士生，不过我现在正在休假。

我非常喜欢教书，有时候会上瘾，因为学生们都太优秀了，再加上学生们都来自世界各地。我们系学生来自的国家应该要比其他专业多。有很大一部分有一定基础和博物馆经验，懂很多语言。我有的学生可以做些独一无二的事情。比如有一位叫做伯特霍尔德·克雷斯（Berthold Kress）的学生，读的不是国王学院，他曾经在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研究鲍尔·劳登萨克（Paul Lautensack）写的启示录，当时这本书才刚刚由布里尔出版社出版，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读懂里面的文章，而伯特霍尔德·克雷斯就对这书做了研究。这是所有关于宗教改革的书籍里最后一本没进行研究的书了。

劳登萨克与重要人物路德（Luther）一直保持着联系，他精神出了问题，但他的画作还是特别优秀。

我还有个国王学院的学生苏珊娜·伯杰（Susanna Berger）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方向是图像，多数是印刷图，还有些是学生们记录的画作，都是在1600年左右在巴黎用于哲学教学的。

我的学生们研究领域很宽泛，不过我选择接收的都是我所熟悉领域的。我对占卜很感兴趣，曾经有位学生研究印度的波斯占卜。她是美国人，但还会说西班牙语和法语。她读硕士期间我还要求她学了德语。因为她有印度血统，所以还懂梵文、北印度语、古吉拉特语。她的专业是波斯语，所以还懂些阿拉伯语。她现在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

{ 剑桥大学体系激发研究的主观能动性 }

麦克法兰：最近这些年您主要研究的主题是什么呢？

马兴：我16岁的时候对研究阿富汗特别感兴趣，因为之前读过哈金（Hackin）关于阿富汗贝格拉姆遗址宝库考古研究的著作，现在这处遗址成了美军基地。宝库里发现有印度象牙、中国漆器，还有来自地中海和伊朗的玻璃和青铜器。

我还对日本奈良的正仓院（Shosho-in）很感兴趣，里面有很多罗马器具。我跳出国家界限来研究罗马，使得1992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举行的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纪念活动大获成功。一开始他们想办成世界大师作品展之类的活动，而我建议他们主要要体现不同文化间的联系，以及哥伦布如何在好奇心驱使下一路探索最终发现了新大陆。这促成了展览的第一部分内容，我还展出了美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化之间的联系。我很兴奋地发现那时候还没人对这类联系做过深入研究。

我又继续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早期形象，在布格迈尔（Burgkmair）画的蒙特苏马族（Montezuma）盾牌画上发现了有趣信息，画中一位衣着得体的巴西图皮南巴人（Tupinamba）拿着印第安手工艺品。后来我又进一步研究更多藏品。在瑞士巴塞尔有人收藏图皮南巴斗篷，梅特罗（Métraux）等人还专门写了篇文章，所以我们在那个时机将这些都展出了。还有些其他优秀展品，比如来自16世纪的长达2米的图皮南巴羽毛斗篷。后来我也喜欢上了研究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些物品的。

我还研究了地图制作，思考西班牙人在知道世界有多大以后是怎么看待地图的。古世界地图描绘出了大海，更清晰地展现出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贸易机会，而看陆地地图的话则可能看到的是全球角度的贸易机会。

接着我发现，1492年时还有很多没研究的领域，即使有的有人研究，也还有很多值得继续深挖的地方。比如有套塞拉利昂专为欧洲市场生产的象牙制品，上面印有葡萄牙盾徽。我发现1509年至1511年凯尔维出版社（Kerver）在巴黎出版的祈祷书（Book of Hours）上记录了所有这些图案，而在这之前或之后出版的祈祷书则没有。塞拉利昂这套象牙制品上印的18个宗教场景全在祈祷书中。如此优秀的制品为什么仅存三四十年后就没有再生产了呢？这又引出些更深入的问题，比如为何会有这样的制品生产？我对这些问题都非常好奇和着迷。

那时，梅尼尔基金会（the Menil Foundation）跟我联系让我做西方艺术作品中的黑人形象这个项目。前几卷关于古典时代、中世纪、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书都已经在20年前出版，但整个系列没有出版完。基金会请了好几个人一起做这个项目，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坚持下来了。关于十六、十七的那卷是我一个人写的，我特别喜欢这项目。我一直在思考，这项目关于非洲形象、关于非洲的黑人，那么究竟什么才能代表非洲人民呢？我研究了伊丽莎白时代看待黑人的观点，从古典时期到中世纪再到十六世纪一路追溯下来。还通过研究伊索来看其中的发展。从诗歌、图片，再到公共场所标识和广告，犹如十八世纪讽刺漫画中不可磨灭的污点。

通过这一系列研究，我弄清了黑人形象的发展和各种寓言故事。有人提醒说可能有的美国人会反感，不过我的文章还是通过沃尔堡期刊（Warburg Journal）得以发表，还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通过开采石油获得资金来源的法国梅尼尔基金会给了我支持。在德克萨斯的经历让他们非常痛恨美国的种族隔离现象，因此他们支持黑人运动。约翰·梅尼尔（John Menil）去世时，黑豹党（Black Panthers）还来吊唁他。基金会将卡特·梅尼尔奖（Carter Menil Prize）授予被关在监狱的曼德拉，还通过瑞典的基金会资助反种族隔离运动。尽管我对这一重要主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但要达到真正谴责种族主义的目的，还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麦克法兰：我想起了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

马兴：我认识马丁·贝尔纳，他写了本名为《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的书。我做了一门关于埃及和东非头枕的课程，他知道后很高兴。那时我还以此为主题在菲茨威廉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办了个展览，展示所有头枕具体形态（而非仅仅某个物件或功能）从公元前2750年到二十世纪的发展过程。

十九世纪苏丹头枕与埃及的几乎一样，不过我的课超越了这点，首次证明了埃及与西非之间的绝对延续性。我通过利比亚迦拉曼特人遗址挖掘的考古进行说明，除了那些真正有心想知道的人，其他知道这遗址的人不多。后来我们进一步研究多贡人，也就是特勒姆人，进一步研究西非。马丁知道我所做的非常高兴，认为这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涵盖整个非洲的非洲中心论。

麦克法兰：再谈谈您对太平洋地区的研究吧。

马兴：目前我在研究太平洋地区。我一直都在寻找些有意思的课题来研究，每次我回到家乡萨尔格米讷都会去博物馆、考古遗迹、档案室等地。我们那有很多游历世界各国的传教士，其中有一位还去过新几内亚和吉尔伯特群岛。他去新几内亚的时候并没有记录下太多东西，不过去吉尔伯特群岛就留下了很多资料，他比亚瑟·格林布尔（Arthur Grimble）或其他任何人都要早去吉尔伯特。

这位传教士名叫尼古拉斯·哈曼（Nicolas Hamann），是位木匠，对物质文化很感兴趣，所以记录了很多东西，还创作了画作。我第一次写这方面论文是关于他从吉尔伯特群岛带回来的一些物件和其中的故事。他带回来了一件白色贝壳装饰物，给它起了名字，还记录了何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形下戴了，有何种神奇效果。其他人就没有这样记录过。

我把我那篇文章递交给太平洋艺术协会（Pacific Arts Association），来自瑞士巴塞尔的考夫曼（Kauffman）觉得要么是我杜撰的，要么是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文化。可惜的是吉尔伯特群岛文化还相对落后，除了打斗时，他们多数都是裸着身子的。打斗的时候他们身穿编织的胸甲，也许是从欧洲那里学来的，但没有人能确定。他们最喜欢的活动就是打斗，某个群族想要灭掉另一个时就用武力解决，也因为如此，英国才来统治吉尔伯特群岛。

这些都是很棒的文章，我写起来也觉得很有乐趣和意义。后来我尝试接触其他新文化。吉尔伯特群岛现在叫基里巴斯，整个国家最高处也只比海平面高6米，将会是第一个消失在海平面的国家。已经有很多居民搬到斐济首都苏瓦和新西兰奥克兰，基里巴斯政府也在斐济买下了个岛准备在必要时把国民迁去那里。

{ 生活方式的改变催生更多元化领域的探索 }

麦克法兰：您还是一位收藏家，对吗？

马兴：称不上真正意义的收藏家，不过我对收藏的认真程度不亚于做研究、写文章，我曾经试着还原某种文化（主要是非洲文化）物质的碎片。我的藏品中很重要的是圣甲虫形祖鲁石串，非常少见。特别遗憾的是目前全世界很少有地方认真地展出过非洲艺术。想想看，大英博物馆有多少展厅是关于非洲艺术的？剑桥、牛津有多少波兰展柜是展示非洲艺术的？而非洲面积相当于欧洲、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加起来的总面积。我对非洲早期那些没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艺术很感兴趣，当代非洲艺术就没那么吸引我。

我很多时间都花在做研究上，有很多有意思的研究要做。我研究的领域挺多元的，感觉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喜欢去观察别人还没注意到的东西，从中挖掘出有意思的信息。同时研究两本不同主题的书挺不容易的。我刚完成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关于耶稣会信徒杰罗姆·纳达尔（Jerome Nadal）在十六世纪写的书和另一本插画，以及这些出版物在十六、十七世纪对各地区的影响，不仅包括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墨西哥、从西班牙到波兰的欧洲，还有波斯（现称伊朗）、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以及日本。

还有一些工作是长期性的，比如我花了18年时间写一本名为《黑人形象》（The Image of the Black）的书，当然了这18年期间还发表了其他作品。花这么长时间是因为在搞清楚艺术作品中非洲人民的形象后，我还想进一步深挖弄懂他们究竟是谁，弄清楚他们的身份和姓名。虽然最后多数都没找出来，但还是会发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有用信息。做这个项目的一个目的就是展现出黑人的多样性，并不是所有黑人都是奴隶，还有的黑人在法庭工作。

在巴洛收藏馆中有一幅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买下的莫斯塔特（Mostaert）画的肖像作品，画中是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德·摩尔（Christophle the Moor）、戴着金色徽章的黑人。有很多黑人成为了重要人物，有战士、有哲学家等等。很多人可能忘了，1518年葡萄牙还有位来自刚果的主教。对于梅尼尔博物馆来说，这藏品非常重要，为非洲人民重塑了尊严。尤其是在当时的美国，很多看人到非裔人民就联想到奴隶，这种观点让人挺难以接受的。

麦克法兰：跟我们谈谈您的妻子吧。

马兴：我和妻子安（Ann）结婚45年了，她是美国人，是位绘画作品保管人，在美国、法国、德国学习过，曾经在剑桥大学菲兹威廉艺术博物馆旗下的汉密尔顿·克尔研究所（Hamilton Kerr Institute）教书。我们1968年认识，当时觉得在大学待着有些无聊，1969年去亚洲旅游了一年，我们去寺庙、博物馆，感受那儿的艺术和部落文化。我觉得那是我们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当时去那旅游的人很少，我们感觉很棒。我们在吴哥窟待了6个星期，那时正值越南战争时期，一个游客都没有，只有些法国考古学家在那，我们有时乘他们的车去远点的寺庙。那段经历真是难忘，也培养了我对研究各种文化之间关系的兴趣，也为我后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麦克法兰：互联网给您的研究方式带来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吗？

马兴：没错，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不过也不能依赖说什么东西都要到互联网上找。最好就是超越平常的方式去利用它。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一些领域。比如，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有拉丁铭文，猜测是霍拉斯的，就可以很容易通过互联网找到对应的信息，可要是在过去可能得花很长一段时间。

我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研究英国一个教堂的告解室的文章。中世纪晚期人们常去告解室，里面有文字记录着各种罪状供人们反思冥想。当时那个告解室很陈旧，我跟瓦尔堡的朋友只还原了里面的部分铭文。后来我在网上搜索，发现网上有铭文手稿全文，虽然没有正式发表但的确已经在亨廷顿图书馆官网上公布了。真的很不可思议，这就是互联网不可思议的地方。